作為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外來務工人員，他們早出晚歸、一年無休，干著最苦最累的活兒；他們憑雙手賺來的辛苦錢不僅要養活自己，還要養活一家子，是家庭的“頂梁柱”。他們的工作穩定性差，社會保障水平低，收入水平普遍不高。如何增強他們的消費信心，讓“漂泊者”的生活也有底氣？
工作不穩定，總是換不停：“我沒什么文化，不好找工作，經常干了這家就得愁下家，這樣下來收入水平不太高。每個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，或者存下來給孩子日后備著，自己的生活開銷勉強能維持就行了。” “我沒什么文化，不好找工作，經常干了這家就得發愁下家，這樣下來收入水平不太高。老家生活負擔重，每個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，或者存下來給孩子日后備著，自己的生活開銷勉強能維持就行了。” “大女兒在上高中，學校要交費，加上平時的生活開銷，一個月要1000元左右，小兒子每個月給花120元左右。” 張大姐對一家人的生活精打細算，可是，因為沒有合同保障，收入不穩定，顯得力不從心，“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想找個中介公司掛靠著，能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。”前不久，一項針對2004年至2011年7年間進城務工人員生活消費狀況的調查顯示，與此同時，農民工的消費水平也在下降，其日常生活開支占收入的比例快速下降。調查顯示，近年來，雖然農民工的收入有所增加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顧海兵認為，人在年輕的時候，可以多換換工作，但被動地不斷更換崗位并不利于社會的發展。對于進城務工人員工作不穩定的狀況，顧教授認為，除了開展就業培訓，提高他們的就業技能外，應該加強勞工合同的規范性，政府應引導和規范小企業加強用工合同制度，為農民工穩定就業提供保障。
社保不完善，自己擔風險：“來北京打拼，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。對于物質生活，我沒有過高的要求，平時也不敢多花錢。只希望孩子少得病，長大了，能留在北京讀書工作。”在北京朝陽區某小區旁邊，來自甘肅的小肖經營著一家小拉面館。用餐高峰期最忙碌：收款、上菜、打掃、接外賣電話……小肖一刻不停地在店里忙活著。
“2003年是我和我丈夫最困難的時候。”當時，他們夫妻倆住在每月花350元租來的地下室里，每天就靠啃饅頭、就豆腐乳過日子。那段時間，小肖有了身孕。“當時在北京的醫院生孩子，至少要準備4000—6000元。因為沒有醫保，這些錢只能自己想辦法。”小肖說，他們東拼西湊，終于湊齊了這筆錢，“那個時候收費還比現在少，如果是現在，到北京的醫院生孩子，我們外地人根本生不起。”
孩子出生后，身體一直不太好。小肖說，孩子2歲的時候，得過一次肺炎，醫生說要住院，但住院的花銷實在太大。因為沒有北京戶口，小肖孩子的看病花費也得自己掏。“我只能每天抱著孩子去醫院打點滴，來來回回地跑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時候耽誤了，現在孩子一感冒發燒總是咳嗽得很厲害。”醫院是小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她還記得，一次爺爺來北京看病住院，花了7萬多元，最后回家只報銷了7000元，大額的醫藥費用讓家人很頭疼。“平時就怕孩子、老人生個病、吃個藥什么的，一生病，這點辛苦錢算是白賺了。”“來北京打拼，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。對于物質生活，我沒有過高的要求，平時也不敢多花錢。只希望孩子少得病，長大了，能留在北京讀書工作。”很多城市中的外來務工人員都是青壯年。顧海兵認為，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最終都會回歸農村，最后真正留在城里的人很少。
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，也要注意城鄉社會保障的區別和銜接，在城市工作時要為他們提供保障，將來回到農村，這些保障機制和措施也要能夠延續、銜接起來。
增強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等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費信心，一定要逐步賦予他們同城待遇，推進社會公平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。另外，出臺優惠政策措施，為中低收入人群自主創業創造有利環境，也是增加其收入、穩定生活預期、促進消費的有效途徑。政府應該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，給小企業稅收和政策上的支持，促進小企業發展。
